房地产泡沫下“橄榄型社会”的塌陷

淘金

全球目前面临的最大危险，并非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也并非欧盟解体对全球的冲击，而是宽松货币政策导致贫富差距和不平等现象的持续恶化。


一般认为，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被视为一个社会稳定的基础，也是一个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主要传承者。所谓“橄榄型”的社会结构，一般指一个国家的中等收入阶层在全部人口中的比例达到60%左右，整个社会的收入格局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比较稳定的结构。
“橄榄型”的社会结构并非一个简单的学术概念，而是有绝大多数的发达国家的具体结构为实证，在当下绝大多数的发达国家，整个社会的结构基本呈现为以中等收入阶层为主体，贫困人口和富裕人口所占比例都较小的结构。
按照学界的研究和各国的实践，一个社会，一旦形成“橄榄型”的社会结构，不仅意味着这个国家的收入分配呈现一个健康的格局，更重要的，中等收入阶层的扩大，意味着这个社会形成了一个主流健康的生活方式，有一个稳定的国家主流文化和价值观传承的主体，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和谐的社会。
与“橄榄型”社会相对应的是“哑铃型”社会结构，中等收入阶层少，富裕人口和贫困人口占多数，这样的社会，历史证明不是一个健康稳定和谐的社会结构。

对于中国社会目前究竟处在什么阶段，以及以什么样的标准来划分中产阶级，一直争论很大。
亚洲开发银行曾经在几年前发布了一份名为《亚洲和太平洋地区2010年关键指标》的报告，其将每天消费2-20美元的人群划分为中等收入阶层，按照这个标准，就绝对数量而言，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为8.17亿，成为亚洲中等收入人群最多的国家。
而中国社会社科院曾经笼统地以家庭恩格尔系数30%到37.3%作为划分标准，认定中国的中等收入阶层人数已经达到2.3亿人。按照联合国的标准，一个国家平均家庭恩格尔系数大于60%为贫穷；50%-60%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属于相对富裕。



这个标准事实上大大夸大了中等收入群体在中国的数量。以北京为例，尽管报告认为北京的中等收入阶层已经达到了46%，但事实上，考虑到北京的房价、生活出行成本、医疗成本，以及子女教育等方面的支出，一个年收入达到10万元的家庭，根本买不起房子。
再加上未来通胀的预期，中等收入阶层的收入缩水最快，压力最大，根据一些国际机构的排名，北京的生活成本在全球的城市里面进入了前20名，北京人支付在食物上面的比例是很低，但在房子其其他生活成本方面的支出却很大，年家庭收入在6万元左右的，基本可以说只能维持温饱。而且，由于夹生的城市化，城市贫困人口日益增多，中国城市城市贫困人口比重一直维持在7%以上。
因此，就我国的社会结构而言，其实尚未形成真正的“橄榄型”，我国的社会结构更像“M”型，或者 “葫芦型”，属于贫困人口多，中等收入阶层少，富裕阶层占有的社会财富比重过高这个结构。

金融危机8年以来，宽松货币政策的结果，使得很多国家已经形成的“橄榄型社会”塌陷，而像中国这样没有形成“橄榄型”的国家，中等收入阶层的人数和幸福指数都在减少。
美国著名智库专家穆罕默德﹒埃尔-埃里安在其畅销书《负利率时代》中，深刻地揭示了金融危机以来，各国上瘾般对宽松货币政策的依赖不仅没有使得全球经济走上复苏之路，反而造成了极其严重的负面效果，包括负利率在内的所谓的货币政策的创新，并没有带来全球经济真正的增长，反而因为宽松货币政策释放出来的大量货币进入资本市场、房地产等领域，推升了资产价格泡沫。
我在之前的文章中特别指出：富裕阶层可以通过货币泡沫化解财富缩水的危机，社会富裕阶层的财富在危机应对的过程中不仅没有受伤，反而因为资产价格的膨胀而增值，而中低收入阶层一方面要应对央行货币之水的冲击，另一方面要面对实体经济萎靡的情况下，收入的直接缩水，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的撕裂，中低收入阶层成了宽松货币政策的最大牺牲品。中产阶级人数萎缩，“橄榄型社会”塌陷。

以美国为例：2014年，有44%的美国家庭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这个数字在2008年是53%。2014年，18到29岁的美国人中有49%认为自己属于社会下层，而2008年只有25%。美联储的研究也表明：2010年到2013年，在扣除物价因素后，家庭总体平均收入增长了4%，而中产阶级收入下降了5%。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也没有例外。08年以来，宽松货币政策不仅没有缩小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反而使得这种差距更为显著。在反危机的过程中，房地产完全成了地方政府财源和经济增长的工具，沦为了一个极其功利化的政策，偏离了居住和民生的基本功能，影响了整个社会的士气，使得暴富和浮躁的心态在全社会蔓延，甚至一代一代传承。
大量的货币催生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房地产泡沫，北京动辄千万房价的背后，是大量的阶层被动陷入了永远无法买房的困境，面对高额的房租，这些留在大城市生活的群体距离中产越来越远，沦为大城市疲于奔命的“穷忙族”。

“橄榄型社会”的塌陷，意味着社会稳定的基础出现动摇。中国当下最大的问题之一，仍然是分配不均导致的社会阶层的分裂，这是影响中国社会稳定的最大隐患。必须承认，收入分配改革的滞后，以及财富形成过程中的各种不公平现象，加上宽松货币政策对很多中等收入阶层的挤压，中国距离“橄榄型”的社会还有很大的距离，在制度层面和收入分配改革上还需要做很大的突破和努力。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在全球走红，其实在暗示着各国中产的不满。不要等愤怒真正燃烧起来再去扑灭，而是应该在怒火烧起来之前，就想办法解决问题，对全球如此，对中国亦如此。

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此之谓也。